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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不良资产头条
截至目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领导班子已经确定，不良资产出身的“70”后李云泽作为首任掌舵人，监管逻辑到底是什么？
李书记在四川的任职经历表明
金融风险化解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是重中之重
1、1970年出生的李书记目前仅53岁，属于非常年轻的正部级干部，其先后在建行（天津、总行和重庆）、工总行及四川省等领域任职，深度参与了四川银行的组建，担任四川银行前期工作推进小组组长（据悉办公室就设在四川金控）。
这表明，李书记在推动地方金融机构改革方面经验丰富，与“加快推动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的政策导向及近年来中小金融机构进入重组合并大潮的实际比较吻合。为此，可以预期，未来一段时期类似于四川银行这种中小金融机构之间的重组整合仍将是主旋律。
2、李书记在任职书记也承担了化解成都农商行与四川信托两家金融机构风险的重任。前者的风险化解工作已经取得圆满成功，成都农商行已重新回归到四川及成都当地政府的怀抱，而后者的风险化解工作仍在进行中且步伐可能会加快。
显然，在化解金融风险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方面，李书记经验丰富，符合当前金融监管实际。虽然过去一段时期，金融风险化解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但金融风险化解的压力依然存在，受互联网金融严监管、地产行业发展进入新常态、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凸显以及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存在等因素影响，金融风险预计仍将持续暴露，泛海等大型非金融企业的金融风险隐患仍然较大，这无疑将给金融风险化解工作带来较大挑战。
过往讲话有什么启示？
一、工行任职时的四次讲话：三次与“新金融、金融科技、智慧金融”有关
李书记在工行任职时（2016年7月至2018年9月）有四次讲话值得关注，而这四次讲话中除一次是针对供给侧改革外，其余三次均和新金融、零售金融、智慧金融有关，表明其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场景生态建设等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2017年6月20日，时任工行副行长的李书记在2017年陆家嘴论坛上作“金融机构要发挥信用中介作用 推动金融融资”的主旨发言，观点如下：
应按照供给侧改革的方向来配置资金，即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金融供给的结构也要进行调整，要坚持摒弃行业一刀切，明晰好行业中也有坏企业、坏行业中也有好企业；
要发挥好信用中介这一根本属性，拓宽主体的融资渠道；
要把握信息中介这一服务特质，国有大行积累了大量数据，应加大应用和归集；
总之，货币中介、信用中介、信息中介是金融机构的根本功能和属性，应有效发挥作用。
二、2017年12月9日，时任工行副行长的李书记在2017年中国新金融高峰论坛上发表“新金融是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主旨演讲，其认为新金融主要体现在新技术、新模式与新业态三个层面，主张新金融的初心应是支持实体经济、核心应是把握实施风险、中心应是发挥信用中介功能，在此基础上其认为零售业务下一步转型的目标是智慧零售，要对新客户、新产品、新渠道有更深刻的感知，关注新信息、新风险与新机制三大要素。
可以看出，李书记对零售业务及互联网金融有非常深入的洞察。
三、2018年1月24日，时任工行副行长的李书记在第二届人民财经高峰论坛上发表“零售金融正在步入新时代”的主旨演讲，观点如下：
从宏观环境看，具有普惠性质的零售金融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从服务主体看，新时代的客户更加关注个性、强调体验、渴望互动、要求掌控，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为零售金融供给侧改革注入了强大的内生动力；
从技术条件看，科技使得“将合适的产品、通过合适的渠道、配置给合适的客户”这一目标成为现实；
商业银行在零售金融领域要立足支付中介、信息中介、信用中介三大基本职能，在战略、渠道、产品、风控、机制等领域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智慧化突破。
四、2018年6月28日，时任工行副行长的李书记在2018年中国金融科技前沿论坛作“新时代商业银行的科技创新与未来趋势”的主旨演讲，其指出：
商业银行应善于利用金融科技新理念、新技术扩大服务范围，提高客户触达能力；
工业时代的奥秘是分工，互联网时代的奥秘是融合，金融科技时代的奥秘一定是生态，商业银行可以为客户提供智慧金融服务，最终建立起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
金融科技从根本上动摇了原有的二八定律，将客户内涵扩展至全量客户，商业银行的认知也尖从狭义向广义、从存量向流量转变；
借助金融科技的力量对商业银行的产品、流程、渠道、运营风控进行全方位智能化改造，提升金融服务和交易处理自动化、边界化程度，重构业务流程，重塑客户体验；
当金融科技应用极致时，商业银行可以自身成为一家金融科技公司。
四川任职时的七次公开讲话：
对地方金融监管改革及风险处置较关注
在四川省任职时（2018年9月至2023年5月），李书记分管金融，其总共有过七次公开讲话，主线上似乎不是突出。不过从其两次赴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来看，其对地方金融监管改革及风险处置还是比较关注，其对西部金融中心和成渝协同亦有深刻感悟。
1、2018年10月11日，李书记副省长赴成都调研西部金融中心建设和成都金融科技工作，调研对象包括新网银行、成都金融总部商务区投资服务中心、交子金融科技中心等地，其对西部金融中心建设较为关注，强调了科技金融和产业化项目的重要性。
2、2019年2月12日，李书记副省长前往四川自贸区成都青白江国际铁路港片区和天府新区片区调研，显示了其对自贸区建设的关注。
3、2019年9月16日，李书记副省长出席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干部大会，提示要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进一步深化地方金融改革。
4、2020年7月14日，李书记副省长赴商务厅调研座谈，提出要压实“4+6”现代服务业体系建设的任务责任，并对消费、外贸等提出相关要求。
5、2020年7月22日，李书记副省长再次赴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调研座谈，提出要积极参与金融风险处置、西部金融中心建设……密切关注重点金融机构风险……抓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机遇，调动市（州）、联动重庆，争取更大改革突破。
6、2020年7月31日，李书记副省长主持召开稳外资工作专题会，提出要突出招引外资的重点来源地、重点产业……做好与先进地区的比较分析，挖掘潜力、对标补短……善于借船出海，建立常态化银政企合作招商机制。
李书记对互联网、金融科技等新金融
以及地方金融监管改革有独到见解
除在化解金融风险及推动地方金融机构改革方面具备丰富实务经验并会加大力度会，李书记在工行及四川任职时的相关讲话还能给我们带来三点启示：
1、李书记对互联网、金融科技等新金融领域有独到见解，其主要有两个思路，一是新金融的本质仍是金融、应纳入监管，二是国有大行应积极拥抱新金融、推动自身变革。这意味着，李书记对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等新金融领域的运行规则及逻辑比较熟知，且整体持开放态度，这无疑有助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加强对新金融领域的全面及针对性监管。
2、李书记在四川任职时曾多次赴四川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调研，并推动了四川当地金融机构的风险化解工作，意味着其对对地方金融及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有深刻感知。实际上，李书记在履新后的首次讲话中也提及要“大力推进央地监管协同”，意味着这方面的力度会明显增强，以消除监管空白和盲目，压缩套利空间。
3、在重庆和四川均拥有任职的经历表明李书记对成渝两地的风险认知更加全面，在风险化解与金融机构改革上也会更积极。同时，我们看到，李书记在四川任职时比较关注西部金融中心建设及成渝协同，意味着政策层面可能会有一定倾斜，更积极正面一些。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认为未来一段时期可以适当做多四川，特别是成都。
李书记在挂牌仪式上的讲
表明监管环境依然会很严
从李书记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挂牌仪式上的讲话（主题为“奋力开创新时代金融监管工作新局面”）来看，强监管、严监管、细监管依然是未来的主旋律，中国特色金融的内涵与定位会进一步得到强化。
（一）中国特色金融的本质是金融的政治属性得到进一步强化，人民性得到增强，其从属地位会更为突出，即金融要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
（二）“敢于监管、严于监管、严格问责”意味着金融监管总局的地位更为突出，其在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方面的力度会不断强化。
（三）努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意味着全面监管和穿透监管会成为监管补短板的重点方向，与跨行业、跨市场、跨产品有关的金融监管会成为重点。
（四）大力推进央地监管协同，意味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主导性会明显增强。
（五）监管反腐力度亦会进一步加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表态意味监管机构与被监管对象之间的距离会进一步被拉开，着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会得到强化。
结语
（一）李书记的正式履新以及自2018年3月开始任职的郭树清退出，标志金融监管由一个时代进入另一个时代。但从过去五年的经验来看，金融监管环境应具有延续性且只会更严，平均6天出台一份监管文件的原银保监会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全面履职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从李书记履新后的首次讲话内容来看，金融监管需要从属于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其政治性、人民性与专业性将更为突出，在强化金融监管、化解金融风险、推动金融改革的力度会进一步增强，“强监管、严监管、细监管”仍将是主旋律。
（三）我想其中尤为需要关注的是，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与投资者保护职责也纳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职责范畴。考虑到金融消费者权益与投资者的对立面是提供相关服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它各方，这意味着对前者的保护与对后者的加强监管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所以可预期的是，未来金融机构所面临的合规压力会比较突出，特别是对客端。
（四）在化解地方金融风险、推动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强化央地金融监管协同等方面有着丰富经验以及对新金融领域有独到见解的李书记履新，标志着决策层未来一段时期对新金融、金融风险化解、金融机构改革、央地金融监管协同等领域仍高度重视。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大力推进央地监管协同”的对象主要是地方金融力量以及其服务的对象，也即未来一段时期地方金融力量及其服务的融资平台会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管，地方金融乱象会得到极大程度的遏制，地方金融风险化解工作进程会明显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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